“对于这部大书的出版进度，无数海内外的朋友都极为关注。”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朱凤瀚说，为什么这套书如此受重视？这位先秦史、古文字与青铜器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给出的答案是：缘自中国青铜器对于中华文明、中国学术的重要性！
由朱凤瀚主编、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编撰的60册《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昨天在上海首发，让散落海外的中国青铜器在学术意义上“重聚”。来自香港、北京、上海、湖北、吉林乃至海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成果的发布。飞越大洋而来的芝加哥大学顾立雅早期中国讲席教授夏含夷感叹：“这部书编成，实现了袁同礼、陈梦家先生的遗愿。”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历时14年潜心打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迄今对流散海外中国青铜器最为全面系统的调查、整理与研究，总计收录自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23000余件器物，其中3462件为有铭青铜器。这项工程之巨大、整理之艰难、学术水准要求之高，不言而喻。一连串数据，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具象的证明：引用多个语种3000余本（篇）外文著录文献、实地寻访全球十几个国家、全方位呈现器物图片近5万幅，全书经过了五个校次……
为何要耗费如此大心力做这件事？朱凤瀚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娓娓道来皇皇巨著背后的酸甜苦辣。
青铜器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性，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时间回到2012年，朱凤瀚团队接到了一项任务——开展海外流散文物调查。在摸底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不少流失海外的青铜器，出自知名考古遗址，有些还有铭文。“众所周知，凡是出土青铜器的，都是比较大的墓葬。看到这批资料，我们很震惊，第一反应是将它们的完整信息搜集回来，对于考古研究、恢复重要遗址的本来面貌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决心把这个工作做得更深入一些。”朱凤瀚说，百余年来，因各种原因散失到海外的大量中国文物中，青铜器均被各国公私博物馆视为最重要的馆藏。这是因为，中国青铜器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性，更是家族与社会秩序安定、国家政权稳固和古老中华文明的象征。
在古代中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理念的支配下，青铜主要被用作铸造祭祀用器与兵器，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化有所不同，大量中国青铜器上铸有文字，丰富的史实与思想文化依赖这种坚固的载体得以留存，成为出土文献的重要组成，亦借以使汉字系统得到传播，为传承中华文化起到了独特作用。
也因而，为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国青铜器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图文并茂的档案与信息资料库，始终是⽂物⼯作和学术研究关注的课题 。早在1920年，罗振玉编辑《海外吉金録》，主要对流散日本的铜器作搜集，共辑得205器。此后，容庚、袁同礼、陈梦家、王世民、李学勤等一代代学者投身其中。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生前最后一次公开的讲话中依然牵挂着海外中国青铜器资料的收集，提出要扩大青铜器研究眼界，并对为编撰《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而做的工作‘表示深深的敬意’，给予了我们莫大的鼓励。”朱凤瀚说，前人做了很多的努力，只是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信息技术条件，加上有相当多的公私博物馆与其他收藏单位并未将所藏青铜器对外公布，仍有大量材料不为国内所熟知。
既是学术研究之必然，也是一份社会责任
“弄清楚它们的基本情况与重要价值，既是学术研究之必然，也是一份社会责任。”他告诉记者，流失海外的青铜器多有迄今在考古发掘中尚未见到的形制，这些资料，可以填补某些断链，使中国青铜器各器类器型学研究的链条更为完整。以书中所收商后期铸有“先”字铭文青铜器为例，“先”是这些青铜器主人的族属之名，现已知，铸有这种铭文的青铜器多数应当出土于山西浮山桥北的一片墓地，墓地包含有大型的带墓道的葬有车马的甲字形墓，由于墓内青铜容器、兵器等基本上被盗空，墓葬的年代判断缺少了重要依据，但从本书中所收流散于海外以及部分尚存于中国国内的先氏青铜器的形制、纹饰仍可知，它们基本上可归属殷墟文化二期，少数或可晚至三期初。据此可以得知，商王朝设于王国西土的这一重要聚落的年代，应不晚于殷墟文化二期，这就成为了解商王国经营西土的重要资料。
为海外⻘铜器建⽴相对完整的“身份证”档案，对流散⽂物的追索也有着⻓远意义。“前不久法国通过了一个有关文物归还的法案，这是一个正向的信号，但要看到实质性进展 ，得等到法案正式生效，也需要我们提供严谨的证据链，没有扎实细致可靠的学术研究以及流传记录，很多⼯作⽆从谈起。”朱凤瀚直言。
记者注意到，书中详细著录了每件青铜器的图像、器名、器型、时代、完残、尺寸、重量、主纹饰、铭文字数与释文（如有）、出土地、存藏地、收藏者、流传经过、海外著录情况以及备注等，实现“一器一档”。
排序，是编撰中的一个重点问题。编撰组创新性地对所收绝大部分青铜器根据器形作了型式分类，并制作了相应的型式分类示意图及图像目录，不仅便于检索备查，也使青铜器的器形特点与演变特征一目了然，做到了从“精品辑录”到“全面系统整理”的研究范式转型。
除了编排方式有新意外，相比同类著录多偏重食器、酒器中的礼器，该书还收录了青铜礼器之外的青铜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与工具。60册中，有十分之一专门收录了此前较少关注的北方式器物，还采用了适合于此一门类自身特点的分类与排序方法，这有利于推动中国北方考古学乃至欧亚草原与商周文明交流的研究。
“本书收集的资料数量庞大，来源复杂，且涉及多个语种，青铜器辨伪、分类、断代、铭文释读等方面的学术问题亦甚多。”朱凤瀚坦言，这并非一件易事，持续14年也是他未曾料到的。承担本书编撰的人员，都在不同岗位上承担着繁重的本职工作或学习任务，大家牺牲休息时间，常常工作至深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虽然以公开著录信息为主，编撰组成员仍实地踏访了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多所公私博物馆、收藏单位与图书馆，在采录中国青铜器著录信息的同时，还额外注重对青铜器实物作考察，观察与核验著录中不详之处。“随着新成果新资料的不断涌现，我们又在书稿已排出校样的基础上不断增补、校订内容，反复梳理目次，给出版社和排印场带来了不少麻烦，也拖延了一些时间，但大家守着一个信念：为了学术严谨，多费事也要做。”这位79岁的学者中气十足地说。
出版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朱凤瀚团队仍在持续追访海外藏中国青铜器以及打造相关数据库。“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还将继续努力，争取让那些散落于世界各地而未收录于本书的青铜瑰宝之信息不被岁月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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